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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中国金融业制约了实体经济发展

最近一个星期对于中国金融行业来说不太平常,政策面大动作频出。


7月15日,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;7月17日,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,最高领导人对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密集发话;


同期,《人民日报》在头版连续三天刊发“本报评论员”文章,三论如何做好金融工作;7月18日,《人民日报》则再刊出对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的采访,题为《国务院金稳会做什么怎么做》。


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,近年来多次撰文表达了对中国金融业一些不良现状的忧虑。今天,IPP评论就推送一篇文章,表达了郑教授对中国金融业现状的看法。


郑永年认为,政府鼓励金融业包括互联网业的发展,意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,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。不过,政策的执行结果表现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。改革目标是发展实体经济,但结果走向了人们所说的“脱实向虚”。


在一定程度上说,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些领域,表现出很大的混乱和各种政策之间的冲突。从顶层设计来看,政策目标的确定相当理性和科学。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方案的主题,就是要解决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,即市场起决定性作用,政府起更好的作用。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改革方案。


对所有这些改革方案,无论从政府到社会都是有高度认同感的。不过,一旦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,要不执行的结果走向了反面,要不执行不下去。产生这样情况的因素有很多,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确定的目标,和追求目标所使用的手段之间的不一致性。在一些场合,甚至出现手段本身取代了目标的情况。
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,很快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。十八大以来,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通过产业升级等举措进一步发展制造业,把国家提升成为制造业(而不仅仅是加工业)强国。政府也制订了相关的工业发展规划,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,不仅解决就业问题,也扩展社会创新的基地。为此,政府鼓励金融业包括互联网业的发展,意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,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。


不过,政策的执行结果表现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,至少在一些地区如此。改革目标是发展实体经济,但结果走向了人们所说的“脱实向虚”。金融经济(包括互联网、金融)本来是为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工具,但因为种种原因,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了金融业和互联网业,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。


当然,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金融和互联网业,前者到目前为止还不很发达,没有发达的金融业,很难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;而后者则是新经济形式,中国没有、也不能缺席。问题在于如何处理金融和互联网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。在很大程度上,在政策层面缺乏有效的协调,导致了对金融和互联网业缺乏监管或者监管不足,促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这两个行业。


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造出了很多“地王”,房地产价格因此飙升,大大提高了民间对这个行业的预期,不仅把房地产泡沫推向了新的高度,而且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,促使它们不得不撤离主要城市。


房地产业也是如此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中国房地产的过度市场化。金融危机发生后,政府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付危机,即通过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危机应付方案。结果立即导致了财政政策的过度使用。4万亿元资金通过国有银行系统投入国有企业,或者直接进入国有企业,同时又容许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业。


当大量的资本进入房地产企业之后,很快带动了其他各个产业的发展,但也导致了房价飞涨。尽管4万亿元方案对稳定当时的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,但也是今天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
政策执行考量不足


与2008年的情况不同,今天的房地产业表现为货币政策的过度使用。政府发行过量的货币,通过各种形式的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。大量的货币进入银行系统,而银行系统主要有两个出路,一是把资金投向国有企业,二是放松和扩大民间贷款。结果两者都进入了房地产。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,马上就在各地造出了很多“地王”,“地王”带动了房地产;房地产价格的飙升,大大提高了民间对这个行业的预期,不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,更通过对银行的借贷进入房地产。